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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没有一生确定不疑的方向时，就会很容易地被一切东西动摇、影响和干扰，最终陷入到最深的被动当中。

[22]1957年4月，毛泽东在家中召见周谷城，贺奉命作陪。[19]他的学生记得：回想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有什么舍不得丢掉，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

我对于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意义，驳斥傅铜、胡适、冯友兰等人反对此说的论点，及发挥知行合一说的理论，也还有其新颖之处。政治热情不那么高的汤用彤，1955年没有修改就再版了此前曾享誉国际的旧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此他感到非常惶悚，其《重印后记》主要是自我检讨，希望读者留意本书中存在的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缺点。从晚清开始，陆王心学及大乘佛学独得盛大发扬，贺麟认为这大约由于（一）陆、王注重自我意识，于个人自觉民族自觉的新时代，较为契合。这个知道就是知，就是良知。……一个人没有确定的人生观，临到危险的时候，就难免于变节，临到富贵贫贱转变的时候，也难免变节。

所谓致知难行易之良知，就是本着我们自己的良知，照着我们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去做。新版删去了最后一句，减轻批评的力度。51(1)张立文:《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这样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实际上并非一部中国哲学的史，而是一部在中国的哲学史。现在看来，这些说法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却冒着很大的风险。因此，有学者从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的观点出发来说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71(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7页。

后人对孔子思想做过种种解释，并由之发挥出成套的新见解。67(2)陈来:《仁学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页。

这一点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达到了顶峰。(2)13 可以看出，不论1957年会议，还是1979年会议，都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固有研究模式的一种反思，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化、简单化和形式化的做法。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在冯友兰、任继愈、冯契、肖萐父等人的著作中，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反思。

中国哲学史的真正奠基之作是于1919年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3)44那么西方哲学是什么呢?在他看来，西方哲学主要包含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大部分。如果是后者，那么中国哲学就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对于这些，我们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寻找说明，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而胡乱加以评价。

48(1)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会上主要讨论了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对象、任务、哲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如何评价唯心主义、哲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问题，其中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

单一范畴可以分为最高范畴(如天、道、气等)、虚位范畴(如德、善、美等)和定名范畴(如命、五行、阴阳等)。余敦康从夏、商、周三代宗教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哲学的形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哲学的不断传入，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也变得丰富起来。25(1)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张岱年全集》第4卷，第103页。对于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如何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冯契提出了四点要求:把握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运用科学的比较法、站在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其在各时代和各民族哲学史中围绕着不同的问题进行，这是各民族哲学的特殊性。如果说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话，那么哲学自信则又是文化自信中的重中之重。然后各个大圆圈又包含若干小圆圈，中国哲学史就是在这种看似不断被否定的历史中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张立文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分为天道篇和人道篇两部，分别出版于1988年和1995年。他说:哲学有实质也有形式，有问题也有方法。

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其所说的普遍哲学无疑指的是西方哲学。

(1)29尽管作者一再强调王阳明哲学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不能完全画等号，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其在方法上毫无疑问借助了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一些西方哲学研究者从西方哲学角度出发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张世英、张祥龙等人。

(2)5 1957年会议召开的背景主要针对当时中国哲学史教学研究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倾向，其主要涉及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对历史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关于中国哲学的特点和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等问题，其根本问题则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在作者看来，到了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哲学研究本身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面临着世界范围的冲击。因此，任继愈特别强调哲学家对于人类认识发展的贡献，先进的哲学家所以称为先进，就在于他们站在当时人类认识的尖端，给后来人提供了精神财富(2)21。191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令》中把哲学单独立科，并在哲学门下分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两大类。

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先是向苏联学术权威学习，但学到的却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毫无疑问，这些方式对于认识中国哲学本身都起到了某种深化作用。

与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相似，陈来于2014年也提出了仁学本体论的新仁学哲学体系。由此，哲学似乎是一个遍及全部话语并且不断相互联系的整体，有着文化的弹性和多样性(1)56。

该书是20世纪80年代用概念范畴研究中国哲学的代表作，全书不但对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的名称做了辨析，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体系的层次和演变，而且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范畴的总体系及其分类也做了深入的探讨。在作者看来，从理学到心学的转向，类似西方哲学从理性主义到存在主义的转向，认为黑格尔之后强调主体性的存在主义哲学为我们理解王阳明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35(2)《中国哲学年鉴(2001)》，哲学研究杂志社2001年版，第1-2页。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1)14。王中江认为在中国哲学思考中必须克服只看到普遍性或差异性的单向度思维方式，指出中国哲学绝不只是‘普遍性的注脚，也绝不只是一系列偶然特殊事件的相加。55(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2-3页。

因此，不能把一个人物在后世产生的影响和后人对他的利用同他本人的思想混同起来。除了认识论外，列宁对于哲学史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特别重视概念和范畴。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就提出十范畴说，后来著名的有康德的十二范畴说。41(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页。

9(2)参见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载赵修义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除此之外，冯友兰还接受了列宁用辩证法方法研究哲学史的思想，其说:哲学史是哲学的发展史。